当今，“遗产运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国际性社会现象之一，更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参与文化、政治与经济角逐的重要领域。法、美、日、韩等国家的遗产经验表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将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凝聚民族认同、树立国家形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理论滞后问题

        作为一个“遗产名录大国”，中国在国际、国内积极推行遗产事业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仍与我国的历史和当下国际地位不相符，还无法为国家的软实力提升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面对这一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厦门大学教授彭兆荣提出，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为突破口，开创遗产体系的“中国范式”，力图在实践中解决中国本土的遗产问题，在世界遗产事业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

        近日，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开题暨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彭兆荣指出，该课题的具体研究将涉及三个主要的学术面向：其一，致力于从哲学层面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建设提供核心价值观；其二，还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经验、文化逻辑和语法以及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其三，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理论要素、基本研究单元及其结构模式，力求建构起一个具有统摄性、现实指导性和较强阐释效度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周小璞回顾了中国十余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强调当前党中央刚刚确定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在新的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进入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深入发展阶段，急需学术界在理论方面为国家的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支撑。

        学理探索须与遗产保护实践相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认为，必须从思想史的高度来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范式”的重要意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指出，在当前人文学科“人类学转向”的大背景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应该“眼光向下”，关注本土的、民间的和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以前现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来反思全球一体化所隐藏的危机和高风险性，为人类的未来留存多元化选择的可能。

        南京大学教授徐艺乙从其长期研究的民俗工艺领域出发，认为知识、技术乃至科学，不一定就是书面的文字记录。他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存有一套深厚的民间文化知识体系，其中既包括与现代“识字”观念相对应的传统“识事”观念，也包括今天西方“科学”视野之外的民间手工技艺技能。这套价值重大的知识体系经由身体实践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中间达成完整传续，体现了“知”与“行”的高度结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指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必须是一门具有鲜明可操作性的学问，要解决好如何“落地”的问题。因此要形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包括建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体系、分类体系、管理体系、遗产价值认知体系等，同时还要在本土经验中找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学理探索只有与现实密切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遗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汤晓青指出，在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具有多区域、多民族、多形态的特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在观念、学理和操作层面都面临巨大挑战，因此需要积极而广泛地谋求地方资源的支持与合作，将该课题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区域、跨机构的整合型工作平台。

        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认为，该课题区别于当前国内许多遗产研究项目的特点之一，即是以本土性的遗产话语体系建构为研究核心。汉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自于日语“无形文化财产”和英语的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并非原生性概念，不论如何解释都远离中国本土传统。因此还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以寻找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在哲学层面上的核心价值表达。

        最后，彭兆荣再次强调了“遗产主体”的价值诉求。由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国家化的运动，这场运动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声”状态，因此如何激发个体、家族、社区、族群等草根力量的自觉和参与，倾听来自“遗产主体”的声音，也是课题关注的重要问题。